风起于青萍之末,浪成于微澜之间。我有幸出生于官村祝村一个教育世家,值得欣慰的是我也是一名人民教师,秉承了祝氏家族教书育人的风范。
(一)
我 的 太 公 叫 祝 绍 尧(1866-1930),字品元,出生在龙游县官村祝村。他从小浸润着良好的家风,接受了良好的家教。其父祝万邦,一个在地方上很有威望的文化人,据家谱载:他“议叙,存心正直,处事平和,解纷排难,里党咸钦;时遭兵燹,伯仲半存,抚弟育侄,实殚厥心;课耕课读,家道日蒸,惜年不永,中道而崩。”在惜墨如金的家谱中这样记载实为难得。太公光绪年间成了秀才,宣统二年被公选为官村乡自治正议长。
太公成为教育人,跟一个人密切相关,这人就是太公的岳父姜观海。他为光绪年间的贡生,多才多艺,在龙游县城设馆教书,同时也给人问诊治病,而且擅长吟诗作赋,其人被收录在县志的《古代人物表》中。正是受了其岳父的影响和我太婆的鼓动,太公选择了办教育、做教师为业。清末,太公在本村创办了“祝氏家塾”(民国初改为归仁初级小学)。民国元年,也即1912年被公选为雷锋初等小学(今沐尘畲族小学前身)校长。值得一提的是,太公还曾前后两次参与编写《龙游县志》,任采访员。
让我自豪的是我的太婆。她叫姜芸媛(1867-1915),湖镇下田畈人,从小受父亲姜观海的影响与指点,爱好文学,熟读《随园女弟子诗》等,喜欢吟咏。嫁给我太公后,文学的热情依旧。每当忙完了家务之后,每当茶余饭后,她便坐在书桌前,四个儿子,三个女儿,围拢在她的身旁,有的站着有的坐着,最小的扑在她的怀里,听她有滋有味地吟诵唐诗宋词,以及耐心的讲解,有时母子们还一起诵读,其乐也融融。而这个时候,我的太公或许也就在一旁,或颔首欣赏,或静静地看他的书,批改他学生的作业。这就是书香门第,这就是家风与家教。这情景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,小时候靠在妈妈的身上听妈妈讲故事,虽然似听非听漫不经心的,但其景其情却都融化在了我的血液里,永生难忘。
太婆著有 《芸媛女士剩稿》,《龙游县志》 中收录了她的诗作两首,其传略更被新编《龙游县志》收录在《人物录》中,作为女性是很少见的。同时收录在《人物录》中的还有她的小儿子祝鸿逵,而她的三儿子祝鹤皋其传略则收录在《衢州市教育志》里,一家三人被后人录入志书中,则更是罕见了。
我生也晚,不过就算我父亲,也无缘与她谋过面。但爷爷的一次次赞美,一次次的提及,太婆的形象早已经树立在我的心上。是她,给了祝家以书的馨香;是她,弘扬了家族崇尚教育的家风。让这家风静静地流淌在子孙后代的血液里,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祝家人。诚如县志中所赞赏的那样:“在其夫妇熏陶下,祖孙3代热爱教育事业,有14人从教。”
(二)
爷爷辈共四男四女,全是读书人,最低的也是初等小学毕业,其中有四人当教师,这在当时并不多见。其实太公的家境也并不殷实,我最小的姑婆外出读书,就是她的四个哥哥出资供养的,她毕业后也成为了一位教师。
我大爷祝凤罔(1896-1960),字联琨,县立凤梧高等小学毕业。曾在县内多所小学任教。1939年,他在弟弟祝鹤皋的协助下,创建了官村乡中心国民学校,使家乡的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。一个小学毕业生,竟然办成了学校,让人刮目相看,而1942年间,他在龙游县立初级中学(龙游中学前身)任教(为其弟祝鸿逵代课),则给人不仅仅是惊奇而是敬佩了。
我三爷祝鹤皋(1901-1990),字联琛,号子潜。童年跟随父亲就读归仁初等小学,并随母亲习字学诗,后入县立凤梧高等小学学习,于浙江省立第八师范学校毕业。1923年起,先后在灵山区立中正完全小学、县立中山小学、县立师范讲习所任教。1942年起,在龙游县初级中学任教,教授初中的国文、地理、历史等课。1949年,任龙游县立初级中学校务委员会委员,主管总务。1950年秋,离校回家务农。
这期间,他还于1925年11月,任龙游县教育局教育委员,1934年任龙游县政府教育委员会聘任委员,1938年出任龙游县政府义务教育视导员,1940年秋改任龙游县政府国民教育指导员。
1931年10月起,他任龙游县立民众教育馆馆长,为民众教育不遣余力。扩充馆舍,整理藏书,增置报刊,出版《龙游民众报》,举办民众夜校、民众茶园、儿童阅览室、民众问字代笔处等,扫盲脱盲,传播新文化新思想,馆务为之一新。1950年回家后,年已逾五旬,仍然心系农民教育,献身农民教育,坚持八年在夜校授课。
1981年,我考上了大学,三爷得知后高兴得不得了,当天夜里就写了一首诗送给我。诗是写在一张红纸上的,题为《祝姪孙左军考取大学》:
钦羡斯儿志趣崇,磨须苦学数年功。今朝竟遂凌云志,稳蹑天梯上九重。
我读懂三爷沉甸甸的期盼,心愿孙儿辈能重振读书家风。我父辈中年长的一批,如祝毓桄杭师院毕业,后为杭大教授;祝毓桢山东工业大学毕业,后为莱钢高级工程师;祝景棠钢铁学院毕业,后为工程师、东乡县人大副主任。其余大多人通过读书成为了教师,如祝毓棠、祝毓榕、祝毓葵、祝毓薇、祝月娟、祝月融等。但是父辈中还有一批年纪轻一点的,以及我这一辈中年纪比我大的,他们的读书生涯全都止于“文化大革命”,全都在家务农。我是恢复高考后家族中第一个考上大学的,在三爷看来,我有着承前启后的意义。那个时候,我也的确成了周边村庄里,鼓励孩子读书的一个鲜活的例子。
1987年,年近九十的三爷,被聘为《龙游县教育志》顾问,同时也被龙游县政协文史委聘为顾问。耄耋之年,为《龙游县志》、《龙游县教育志》和县政协《文史资料》,撰写与考订了不少资料,直至1990年逝世。真是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啊。
我的四爷,他的传略收录在新编《龙游县志》中:
祝鸿逵(1905-1979),字子孚,龙游县官村祝人,姜芸媛子。曾在溪口中和小学、县立战时初中学生补习学校任教,后任县图书馆馆长。浙江通志馆成立后任分纂,直至志馆停办回乡。能诗擅文,诗学杜甫,崇尚写实。为余绍宋器重,遴为女婿。妻余香莲也能诗,但早逝。1949年后在家务农,偶有所作,诗风更显沉郁。诗作大多散佚,后人辑有《祝鸿逵诗抄》。
其实,我四爷的字是联瑃,子孚是他的号。省立第八中学毕业,读书时就发表过不少的诗文,今天在网上还能查到他发表在1930年《中学生文艺》上的《学诗随笔》一文,此文还被选入2012年出版的《自己的文章:民国时期中学生读本》书中。《龙游县志》收录了他的两首诗:《合作》与《饥鼠谣》。1995年龙游县政协文史委编辑出版了《三友诗集》(劳泰来、祝鸿逵、邱茂森合集)。
1978年,恢复高考后学校急需人才,他的母校衢州一中派人来,想请他去给教师讲授与指导古文,但终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,这成为四爷的一桩憾事。我四爷的学问就这么牛气。但我一直没有搞明白,1949年四爷为什么就回家务农了呢?是不是太敏感了?那时他才40岁出头,正年富力强,可大展宏图之时啊。当初与他同在通志馆做事的那些人,后来大多成了专家名人。我深为我的四爷,惜之,叹之!
(三)
我的父亲祝毓槐(1921-2013),他仿佛就是为教育而生的。二十岁走上讲台,七十岁辞别教育岗位,在教育这块土地上耕耘了整整半个世纪。1941年毕业于省立湘湖师范(后参加杭大中文系函授专科毕业),先后在龙游县初级中学、龙游县简易师范、武康县简易师范、湘湖师范附小、龙游实验小学、龙游机关干部文化补习班、龙游鸡鸣小学等学校任教。1957年至1991年,先后在湖镇中学、湖镇区校、湖镇初中等学校任教。
从教五十年,教过中学、简师,教过小学、机关干部学校;教语文,教地理,教历史;担任班主任24年,担任教研组长及兼职教研员10年;担任过教导主任、研究主任。任劳任怨,兢兢业业。特别是恢复高考后,父亲迎来了教育的春天,虽已年过花甲,仍教两个班的语文课,兼任校委会成员、湖镇区兼职教研员、中师函授辅导员,参与教学资料编写等,累并快乐着。1986年退休,已经66岁的父亲,仍听从学校的挽留,一直教到七十岁。要不是那时我母亲生病无人照顾,父亲或许还会再教下去。
半个世纪风雨交加,我的父亲经历了战火硝烟、四清反右、“文革”十年,五十年坎坎坷坷,但他一直坚守教书,从未懈怠。我母亲曾对我说过,你爸特别相信读书,他说只要孩子自己愿读书,也会读书,不管如何都让他读下去。但“文革”中,他受到了冲击,蒙过冤; 而他四个会读书的儿女,仅有两个读完初中……这对于一个一心教人读书的教师来说,没有比这更悲哀的了!但诚如他的同事在《乐观豁达便是福》中写的:“祝毓槐老师他喜欢教书,只要一走进课堂就会忘掉一切烦恼,就来了劲。即使在那动荡的岁月里,他还是苦口婆心地教书,满腔热情地育人。即使满头银发了,他还能手舞足蹈地把课上得情趣盎然。我曾听过他教学《景阳冈武松打虎》,惟妙惟肖的‘扮演’,绘声绘色的讲解,把孩子们带进了一个艺术的天堂。这太难能可贵了。”
1978年初,父亲开口希望我去参加高考,随后却又不停叹气摇头:“你一个初中生,拿什么跟十多届高中毕业生,特别是‘老三届’竞争啊?”但我知道父亲的期望很强烈,他不时给我找来一些复习资料,我当教师的大姐夫更是花了他半个月的工资,买给我一套《数理化自学丛书》。于是我铁下心,白天干活,晚上坐在母亲床前就着煤油灯学习,常不知不觉地伏在桌上睡去。电影到村里放映,全村空巷,我不敢懈怠,仍在家中艰难地啃着书本。经历了高考一败再败的痛苦,后来终于考上了大学。
而后父亲又动员我当民办教师的嫂嫂去考师范,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,我嫂嫂也没有让父亲失望,成了一名中师学历的小学高级教师。我的大姐祝晓琴,初中毕业。出嫁后当民办教师,也受父亲鼓动,拖儿带女中获中师函授毕业,成小学高级教师。
我大学毕业后分配进龙游中学教书。母亲常叮咛我:“能进龙中不容易,你要好好珍惜,要好好工作。”我一直记在心上,从不敢懈怠。记得那些年,我一心都在教学和班主任上,似乎很少在12点前睡觉。我在儿子的房间里开夜工,每每儿子一觉醒来,看我还在忙,就说爸爸怎么还没有睡啊?就这样我成了衢州市优秀班主任、学科带头人和名师,后来担任了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、县教研室主任,并带领团队成为衢州市教研的一面旗帜,多次获得省级先进集体。
我的儿子祝鼎成,浙江大学博士,正前往德国做博士后,西方国家称之为研究助理,也就是大学的教师了。
30多年前,我刚做教师不久,记得就有人写过我家族的“教师世家”,那时是“四代教师”;而今我写时,已经是“五代教师”了。不知30年后再写,会是“六代教师”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