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绍宋修《龙游县志》（下）
◎ 庄月江
A《龙游县志》确由余绍宋独力所修，但也少不了帮手，前文说过
有副纂祝劼庵先生与编纂方仲先先生。在民国十二年八月十八日日
记中，余绍宋还提到了一个人：“冯梦香先生采访稿已编迄……此番
修志全仗冯稿，否则不能成书……”
修志毕，余绍宋在卷末《前志源流及修志始末》中又提及修成《龙游县志》有功人员，首功当属祝劼庵先生，“是故今兹之役脱，非祝先生主持，则采访、经费两端皆无所获，绍宋虽勤，曷克偿凤愿？其为劳于乡里固大也。”次为姜渭贤先生与琚孟白先生。前者续成“节妇、烈妇两《略》，皆刻意表彰不少遗漏。而绍宋所撰各篇，时有脱略失检处，悉经其审校得之”，后者“娴于本县掌故，凡绍宋所询诸采访员未及答者，琚君多能言之”。还有劼庵先生之子祝季方先生“随侍乃翁，佐理简札，始终无简，兼司询单记载，其劳亦有足书者”。还有诸多采访员，“皆县中优秀之士，终岁跋涉辗转咨询，其功自不可没”，其中，以王树熙之业绩为最：“间加考订，尤多可取”。
民国十四年六月余绍宋回衢省亲。六月廿二日，他专程到龙游志局，召集会议，为期一周，“开始补志稿，通知诸采访员自明日起上午八时至十二时，下午三时至六时开商定志稿会，以一星期为限，须告蒇事”，“核定通记一卷、地理考一卷”，“核定氏族、建食货三考，更改处颇多，皆事实与访稿不同者”。此后二日，又核定艺文考、职官表、宦绩略、人物传、烈女传、丛载、掌故诸稿，发现“公产一项尚须补查”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余绍宋此次返乡召集的会议，可称为“评稿会”，他在日记中感叹：“此番幸归来，不则非信史也。”
此次“评稿会”后，七月廿二日，余绍宋还召集诸访员商量续志事宜，并由他和祝劼庵两人出面邀请四乡绅士之在城者十人，议续筹经费事，“议定北乡义塾租款作为修志预备金”。为了感谢修志同仁，余绍宋“写扇页十五张，皆赠修志局同人者”。
《龙游县志》修成后，余绍宋仍然关注是书。如，民国十七年十月十四日熊十力先生来书表扬《龙游县志》的同时，也对《龙游县志》提出了他认为的不足之处：“不宜删文庙配享等仪注”。余绍宋认为文庙配享等仪注“全国一律适用，非一县所特有”，作复谢其相规之意，但坚持己见。至于“渠来书又言不宜加前后录及正附志之目，此则他日如能重刊，当酌量改之”，虚心接受。又如，民国十八年十月十八日，余绍宋发现“王稺登撰《童子鸣传》吾县志所未载，今见于是册，良堪宝贵，录之以备他日续纂县志时补入”。为日后续编《龙游县志》作准备。
抗战开始后，余绍宋在家乡避难期间，凡有在县里走动的机会，总要去看一下他纂修的《龙游县志》中记载过的实物（地），以“一证所记之翔实”。如，民国廿七年九月十七日：“孙永年请周县长履堪其乡之芦塘堰，南章约同行，许之。此堰已收入县志，余欲一证所记之翔实否也。”民国廿八年二月一日，余绍宋又随周县长等到鸡鸣堰视察。
余绍宋是《龙游县志》总纂，祝劼庵为副纂，二人书信来往频繁，四年间，有据可查的，祝致余278通，余致祝277通。有些史事，信中商讨，如民国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：“致劼老信百卅三号……劼老寄到旧访册水利第三本，因检疑难各条写询单，再寄劼老百卅四号信。”二十五日：“发奋核校水利旧访稿，一一补入初稿……傍晚水利初稿校核讫，再作书致劼老第百卅五号。”二十六日：“早起致劼老第百卅六号信附去公租表格，作大事记。”三天三信，如促膝交谈。有的信，长至二十余页，如民国十五年十月十四日：“作书答劼老第二百七十六号。劼老来书自二百七十至二百七十八号俱未复，今逐一答复，凡书二十余纸。”
余绍宋写给祝劼庵最后一封信是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的277号信，半月未有复信。其时祝劼庵已卧病不起。民国十六年二月三日（丙寅年正月初二）：“得祝葆谌电话，惊知乃翁劼老先生作古，不胜哀悼”，感慨“吾邑于是无复老成人矣”。
余绍宋知祝劼庵病重，是民国十五年十二月一日：“祝葆谌来，言将南归省其尊甫劼老之疾。劼老久无书来，不审病状何若，老年风烛，深可虑，因劝葆谌速归，并赠老山人参一枝，烦其带去。”
在得知祝劼庵逝世噩耗后，余绍宋即致信其子葆谌索其父行状，以为其作墓志铭，且“欲作挽诗，构思两小时不能成章，哀之至矣”。终于，在祝劼庵逝世三个半月之后的民国十六年五月十八日，余绍宋含泪写下了声情并茂、洋洋千二百言的《清故河南温县知县祝公墓志铭》，褒扬祝劼庵先生在河南为官时的政绩与对故乡龙游修志的贡献。
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日八绍宋从杭州回龙游避难，于十二月二十六日租居于沐尘巫氏厅。祝劼庵的坟就葬在沐尘雷峰塔下。民国廿七年二月十八日薄暮，余绍宋与友人游灵嘉寺回家时，“转至祝劼庵先生墓一拜”，归后作《拜祝劼丈墓》诗，悼念故人：“十年死别哭声吞，今日才来拜墓门。自问铭词无溢美，追思志事尚烦冤。九原可作应怜我，八表同昏孰感恩。向晚雷峰塔下路，凄淒寒鸟为招魂。”余绍宋对“而以七十老翁，不惮千里来归，力任劳怨”的祝劼庵先生感情可谓深矣。对于祝劼庵先生的夫人与后人，余绍宋亦关爱有加。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廿三日，余绍宋专程去拜访祝劼庵先生的夫人。民国廿六年十二月卅一日，余绍宋给龙游县县长周俊甫写信，为劼庵先生的儿子祝季方“求事”。民国三十年一月三日，当闻讯祝季方患牙疾恶化成骨痈时，余绍宋劝他赴金华就医，因他“寒畯无力不能往”，即“赠以五十金”，且“告同人与之谂者各解囊相助”。余绍宋对故旧关爱之情，由此可见。
B对于余绍宋修《龙游县志》，不同的声音还是有的。
其一，时任龙游县议长的朱佩华公然宣称“修志无成绩”，民国十三年五月十七日：“得劼丈信，谓朱佩华在议场宣言修志无成绩，因作书责之……致劼庵第百六号。”当日日记附有《致朱佩华书》全文近八百字，以事实驳斥“修志无成绩”论，规劝朱佩华“顾全大局，好自为之”，并警告说：“否则他日志后须撰叙录，历述修志经过情形，则口诛笔伐，其权在我，勿谓言之不预也……仆为保全足下令名，故陈憨直之论，维裁察自爱。”可谓振聋发聩，字字惊心。
民国十四年四月十四日：“劼老来书，大不以叙录中未责朱佩华为然，因作书二百零八号答之。”由祝劼庵此信知，余绍宋虽对朱佩华“修志无成绩”的毁谤很是气愤，但未在《前志源流及修志始末》披露。余绍宋当天答祝劼庵信中说，初稿中“原有诛斥之语，继思殊非所宜，因又删去”，并申述了七点理由，主要是著书不能稍涉意气”，不但删去了“骂朱一段”，而且将初稿中“从前攻击旧志过火之语，今已尽行改去”，从而表明“学者之态度”，可见余绍宋修志之严谨和出于公心。
余绍宋嗣后的日记中曾四次提到朱佩华。一次是民国十四年六月廿七日日记中，写到龙游一年前街市火灾后，“余提议凡兴筑者各让进一尺五寸，使街道宽阔，减少后患，经绅商议定照行，未之敢背。今日闻人言，程大源布店改筑竟不肯让，盖其主人年少谋得商会长，遂倚势故违也。”余绍宋因之“大怒”，“立请”三位士绅去与程家交涉，程家“得复遵办”。这三位士绅中，就有朱佩华。另一次是民国十四年七月廿二日，余绍宋和祝劼庵两人出面，邀请十位在城之“四乡绅士”会议续筹经费事，其中亦有朱佩华。还有两次是民国廿六年返乡避难伊始，暂住董家村时，十二月十九日到官村祝方友时，曾“赴官村方朱佩华，佩华留饭”；廿六日余绍宋全家迁沐尘途中，“至鹁鸪头朱佩华来送”。此说明，余绍宋胸怀开阔，即使在原则问题上，也对事不对人。
其二，民国十四年十月十日：“有律师名王懋烈号作韵者，受东乡白岩人之托来书请更正志稿，此事颇有关系，因录复书如次（略）复劼老二百四十五号附去争堰各件。”，复王懋烈律师三百余言，说明不能“更正志稿”的原因，并告之“依今志所载，似于十九都农民亦无不利……至于列在十八都，则新志体例，凡堰水发源某都，其灌注田亩在何都在所不计，此为著书体裁，于实际水利殊无关系，不得谓载在十八都即湮灭十九都之水利也……再，新志凡例曾载明以后诉讼不得依新志为依据，亦弟防微杜渐之意，并希转告为幸。”
其实，早在两个多月前的七月二十二日，即余绍宋离龙游回京的前一天，东乡两都的农民，曾聚众到志局“请求改稿”，余绍宋知“此类事皆一二狡黠者所为，乃（说明原委）以好言安慰诸老人，而独指一二不逊者抗词声斥，谓头可断稿不能改，历指其奸谋非礼，彼辈词拙散去。”
“头可断稿不能改”，对于出于自己笔下的《龙游县志》，余绍宋何等自信！余绍宋誓以生命捍卫之。（丙申白露至立冬成稿）
注：
①章实斋（1738—1801），绍兴人，乾隆年间进士，我国方志学的奠基人。
②—⑥《衢州历史文献集成·方志专辑（第十册）〈龙游县志·前志源流及修志始末〉
⑦《余绍宋日记》民国十一年九月三十日
⑧《余绍宋日记》民国十二年八月五日
⑨《衢州历史文献集成·方志专辑（第十册）〈龙游县志·前志源流及修志始末〉